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鲸鱼鞭:浙江新四军传承部队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战

2019-10-08 06:18 来源:南京综合网 对此文章感兴趣的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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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胜利后,苏浙军区部队奉命北撤,同时留下少数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原地坚持斗争。全面内战爆发后,他们在上级的领导下,重建革命武装。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,除恢复了四明、会稽两块抗日时期的老根据地外,还向南、向西开辟了广阔的新地区,基本上实现和浙南、浙西根据地打成一片的目标,建立了四明(含三北)、会稽(路东)、台属(州)、金萧(路西)、路南、东海等6个地区级党的工委及其武装,主力发展到6300余人,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后,解放了12个市县,为浙江全境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业绩,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一份厚礼。

隐蔽精干 积蓄力量

1945年9月20日,中共浙东区委收到了华中局转发的党中央关于北撤的急电,要求北撤“越快越好”,并“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数秘密武装”。9月30日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党政军机关共1.5万余人开始北撤,北撤前,对留守和坚持浙东斗争作了部署,成立浙东纵队留守处,负责处理北撤后事宜,留下少数干部和武装,实行单线联系的特派员联络员制度。

苏浙军区部队北撤后,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,对原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“清剿”。针对国民党军的“清剿”,四明特派员刘清扬要求党员干部分散隐蔽,保存力量,做到“无声无息”;形势稍缓时,则采取“躲击”策略,即保存有生力量,伺机打击敌人,镇压为虎作伥、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。“三东”特派员王起秘密进入宁波城后,要求所有党员都要以公开职业为掩护,隐蔽下来,利用合法手段开展斗争。金萧特派员马青回去后,精简非战斗人员,成立若干武装工作组分散活动。

在反“清剿”斗争中,各地建立的“白皮红心”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些名义上的国民党基层政权,实由爱国进步人士、基本群众和秘密党员担任主要成员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掩护地下党和游击队活动,传递情报,联络同志,营救被捕人员等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订,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,浙东国民党军“清剿”出现松缓迹象,但也有国民党地方当局利用“和谈”进行诱降、诱捕活动。1946年2月,国民党诸暨县长、县党部书记长联名致信马青,以“合作”之名,邀马青进城谈判,并许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之职,遭到马青的严辞拒绝。但也有党员干部轻信上当的。1946年11月上旬,诸(暨)义(乌)东(阳)特派员金平欧轻信国民党义乌楂林镇镇长提出的“双方进行谈判合作,共同维护地方安宁”的谎言,带人贸然前往谈判,结果被缴枪杀害。

由于国民党持续的“清剿”和封锁,浙东各地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。1946年春,台属联络员许少春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赴苏北,与华中分局取得了联系。华中分局分析了时局和敌我力量对比,重申在国统区的党组织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方针,指示浙东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,建立武装,重新恢复根据地,并派回原浙东纵队北撤的张任伟等3位军事干部。

在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中,由于浙东各地党组织坚持依靠群众、利用山区有利地形,适时转变斗争策略,因而渡过了难关,积蓄了有生力量。至1946年底,台属地区党员发展到250余人,为内战爆发后重建武装,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。

重建武装 打开局面

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,经党中央批准,浙东党组织归中共中央上海分局(后改为上海局)领导。1947年1月,上海分局在上海召开浙东工作会议,成立浙东工委,书记刘清扬,副书记马青,委员王起。原浙东区委常委张瑞昌作为上海分局代表,驻浙东协助工作。会议决定,浙东党组织立即从隐蔽状态转为公开武装斗争,开展以台属为中心的游击战争,创建浙东根据地。

1947年春,浙东工委在台属地区的宁海白岭根村(现为梅花村)召开浙东领导干部会议,张瑞昌、刘清扬、张任伟、许少春和台属一些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。会议号召浙东各地党组织重建武装,开展以台属为中心的游击战争,恢复、创建根据地。这次会议标志着浙东党组织统一领导游击战争的开始。

这以后,各地积极联络失散、分散的同志归队,起出埋藏于地下的武器,重新投入战斗。由于武器缺乏,浙东各地主要通过袭击敌区乡政府、警察所和自卫队,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。1946年11月19日,由马青、周芝山和应飞(金华特派员)领导在嵊县石璜缴获3挺轻机枪、46支长短枪和数担弹药。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浙东党组织重建武装的先声。12月4日,朱之光领导部队在余姚天华战斗中缴获了轻机枪1挺、短枪2支、子弹200发。在台属工委的领导下,1947年10月23日,武工队袭击了三门县蓝田(现属象山县)区署,缴获轻机枪1挺、冲锋枪2支、步枪19支,建立了台属主力“铁流”部队。12月22日,在嵊西地下党的帮助下,张任伟、周芝山率部不费一枪一弹,成功俘敌官兵80余人,缴获轻机枪6挺、步枪39支、短枪9支和子弹2000發,对打开会稽地区的斗争局面和重建浙东主力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为推动重建武装斗争,新组建的武装采用原浙东部队的番号,重新打出新四军的旗号。1947年5月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成立,对外宣称是“三五支队第四中队”。“三五支队”原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成立之前的简称,在群众中享有威望。1947年7月,金萧地区成立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,布告上赫然署着:司令员彭林。彭林是原浙东新四军金萧支队司令员,已随军北撤。7月,会稽“巩固”部队改称抗战时期诸(暨)义(乌)东(阳)根据地的“坚勇”部队;三东地区的革命武装更直接打出“新四军浙东第四自卫大队”的番号等等。虽然这些重建武装与原新四军部队并非一回事,仅是借用其番号名义而已,但是同样起到震慑敌人,鼓舞群众的作用。

1948年1月,经上海局同意,浙东工委改为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(简称浙东临工委),书记张瑞昌,副书记马青,委员王起。浙东临工委即在慈南孔岙召开扩大会议,决定建立主力武装——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,刘发清任支队长,马青兼政委。 2月,浙东临工委以浙赣铁路为界,将原金萧地区分为路东(会稽)、路西(金萧)和路南3个地区,分建3个地区级党的工委组织,加强领导,推动了该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。

5月,上海局为加强开辟浙东的力量,指示浦东两支革命武装共300余人,携2挺重机枪、16挺轻机枪,南渡杭州湾进入四明山,被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,支队长储贵彬,政委张凡。此举震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,蒋介石下达“彻底清剿”的手令。5月28日,浙东主力三五支队在余姚上王岗山地与浙江保安队2000余人激战终日,以牺牲10余人的代价,毙伤敌100余人,俘30余人,缴获轻机枪1挺、长短枪30多支。

在浙东重建武装中,三东(东海)地区尤其舟山群岛革命武装发展较迅速,由党领导和秘密控制的武装发展到3支,约有800人。为加强开辟台属的力量,浙东临工委决定调舟山一支武装到台属。5月18日,王起亲率东海游击总队主力140余人枪赴台属,途宿六横岛。不料行踪泄露。适值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在定海视察,即督率海陆军赴六横“清剿”。在强敌围攻下,部队伤亡惨重。之后,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亲抵舟山指挥,实施逐岛“清剿”。舟山党组织和武装除事先撤离和突围外,留下的悉数损失,包括党秘密控制的国民党定海县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二中队近300人枪也全被缴械。这一次损失,不仅直接影响了开辟台属的斗争,而且使党长期艰苦经营起来的舟山海上革命战略支点毁于一旦。

三东(东海)地区的斗争遭挫,并未动摇浙东临工委开辟台属的既定决心。张瑞昌率领一支主力武装继续转战于台属地区。11月22日,浙东武装200余人在新昌马坑等,以少胜多,击溃国民党军第六十二旅及新昌地方武装共1000余人的进攻,毙伤敌60余人,俘19人,缴获六○炮一门和大批枪支弹药。此战的胜利和接着的双港、澄谭等战斗的胜利,不仅扩大了台东、台西游击区,打开了台属斗争的局面,而且基本实现了四明、会稽、路南、路西、台属5个地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。一个横亘浙江中部的地域广阔的浙东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。至年底,四明地区已基本恢复原抗日时期老根据地的辖区范围。路西地区的金萧支队经多次外线出击,连战皆捷,于次年1月西征,在皖南歙县与唐辉率领的苏浙皖人民解放军皖浙总队胜利会师,打通了与浙西、皖南的联系。

配合大军  解放浙江

1949年1月,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,国民党赖以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基本被摧毁。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,准备渡江南下。根据上级党的指示,浙东临工委和武装转变斗争策略,把争取时间歼灭国民党军队,配合和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作为首要任务。1月下旬,浙东临工委机关、四明、台属武装和从东海突围的人员共700余人,在新昌回山村会师。浙东临工委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,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(简称浙东纵队),司令员马青、政委张瑞昌、副司令员刘发清、参谋长张任伟、政治部主任诸敏。下辖6个支队:第一支队(金萧),支队长蒋明达,政委张凡;第二支队(会稽),支队长杨亦明,政委周芝山;第三支队(纵队主力),支队长张任伟(兼),政委诸敏(兼);第四支队(台属),支队长刘发清(兼),政委邵明;第五支队(四明),支队长储贵彬,政委陈布衣;第六支队(路南),支队长应飞,政委卜明,共有武装6000余人枪,其中轻重机枪100余挺。这是浙东重建武装两年多来,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。

会后,浙东游击纵队即部署攻打天台县城的战斗。2月10日,在内应配合下,浙东纵队攻克天台县城,歼敌300余人,缴获轻重机枪7挺,长短枪358支,第二天部队撤离县城。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浙江最早被游击队攻克的县城,引起很大震动。2月17日,浙东纵队又攻克三门县城,俘敌县长以下200余人,缴获轻机枪7挺和一批枪支弹药,并成立中共三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。以后国民党军一直未能重回三门,三门成为浙江最早解放的县城。

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,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以后,京、沪、杭、甬等城市大中专院校的许多学生到游击根据地投笔从戎。他们中许多是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,在地下党的策划下,通过秘密交通线转移到游击区的。中共杭州地下党曾先后组织70余名学生到浙东游击区,金华英士大学地下党为浙东游击区输送了250余名知识青年,临海琳山学校有近200名学生投奔到游击区,等等。他们经过短期学习培训,即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。1949年1月至浙东解放,路西(金萧)地区先后举办7期培训班,受训660人,其中大中专学生400名,经考察有近百名学员在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台属党组织举办“燎原培训班”,先后办了5期,培训近500人,受训学员多为青年学生。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,不仅为部队输送了新鲜血液,而且显著提升了浙东纵队的整体文化素质。

为了更好迎接配合大军南下,2月中旬浙东临工委机关和纵队部从台西移驻会稽地区。这里遂成为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指挥中心。

在这前后,浙东纵队除在军事上加强进攻外,同时还加紧政治争取工作,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、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:1949年1月诸暨县国民党地方武装350余人,在寿乃康、傅渭潮的率领下宣布起义。3月,国民党分水县县长项作梁、松阳縣县长祝更生、丽水县县长张慕槎率部起义。4月21日解放大军渡江以后,23日驻守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警卫部队第九支队650余人,在支队长方步舟率领下起义。中共金萧工委湖州特派员赵民成功策反国民党一区(湖州)专员於树峦,於率部向解放大军投诚。5月4日,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○师师长廖运升率8000余人在义乌黄宅(今属浦江县)起义。5月29日临海县县长汪振国率部起义。同日,黄岩县县长朱焯率部起义。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和投诚,加速了国民党在浙东统治的崩溃。

4月21日,解放大军胜利横渡长江。浙东党组织和武装积极配合,攻打县城,阻击逃敌,同日,攻克磐安县城,26日,攻克松阳县城。4月30日起,浙东纵队先后解放了分水、新登、临安、富阳、萧山、诸暨、桐庐、绍兴、浦江、天台等10县。此外,浙东党组织和武装为迎接大军,筹备军粮,接管城市,维持治安等,做了大量工作。

5月3日,解放大军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二军解放省城杭州。16日,中共浙江省委发布《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工委工作的决定》。21日,浙东纵队与二十二军在绍兴会师。之后,浙东纵队所部编入大军或各军分区,撤销部队原建制和番号。指战员随大军继续参加解放宁波、舟山等战斗,为迎接新中国诞生作出新的贡献。

(责任编辑 徐君华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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